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陶瓷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

陶瓷的文化性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大自然、文化、习俗、哲学、观念，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方式。它是一种立体的民族文化载体，或者说是一种静止的民族文化舞蹈。这是由陶瓷的特性决定的。

一件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风格如何，都像一个个音符在跳动着，在弹奏着，合成陶瓷文化的旋律。这些旋律，有的激越，有的深沉，有的热情，有的理智，有的色彩缤纷，有的本色自然，构成一部无与伦比的摄人心魄的我国陶瓷文化大型交响乐曲！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以活生生的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的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意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

二、埃及与中国文化相连吗？

位于中国文化 不相连 埃及是非洲文化 中国是中华文化

三、中国文化与色彩的关系？

每一种色彩文化的出现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思潮，都直观地反映在对色彩的应用和规范上。

文化对色彩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中国人的色彩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中国文化重要部分的色彩文化同样呈现出风情万种的姿态，色彩文化背后隐藏的哲学思想尚未穷尽，博大精深的色彩文化值得我们作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四、中国文化与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通俗点说就是诗词歌赋，童话寓言，小说散文等等以文字为基础表达感情或记录事物的都属于文学

文化包括文学，文化一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其包含太多比如：社会、宗教、政治、地理、饮食、科学、绘画、文字、历史等等等等，都和文化有关。通俗点说一言一行，衣食住行，甚至桌椅板凳都属于文化

五、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扩展资料：正确处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汉字文化毕竟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与面向未来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说我们的文化要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性格。同时，只有开放的面向世界的经得起欧风美雨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民族的，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聪明的做法不是把全球化与民族化地域化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应该增强对于中华文化汉字文化的自信，以海纳百川、开阔明朗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开放与交流，而决不是鼠目寸光，抱残守缺。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汉字与中国文化

六、中国文化对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作用与意义？

中华文化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华民族生命发展具有重要性，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性，而且从人类生活面临的矛盾冲突中也可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和当代意义。

当代人类生活面临着五大冲突急需解决，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心灵）、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有史以来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现代性的展开加剧了这些矛盾，冲突日趋紧张，已经成为世界的难题。

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仅靠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化解这些冲突的。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忠恕之道”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有利于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和而不同”的态度有利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群己合一”之道有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华文化中有许多思想理念对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因此，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围绕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一起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精神指引。

什么是体现“中国”的方案？很明显，就是用中华文化的理念智慧，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既合乎中国的具体实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从文明的角度说，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一，数千年连续发展、博大精深，支撑了中华民族在广大的地域上的众多人口，以高度成熟的文明发育，可持续地在亚洲大地发展壮大，并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它的文明积累与智慧不仅在过去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必能为当今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七、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历史演变？

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了解，都要建立在对其历史的梳理之上，具体到中国文化，我们应该首先对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

从历史梳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史予以概括，这是我们总结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

中国文化早期的源头以《易经》为代表，儒家也有“《易》为五经之首”的说法。据记载，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创造了《易》。实际上，《易经》代表了中国先哲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经》中体现的变易思想、忧患精神、人与世界一体的体认等，都对后世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德性和自觉的集中体现。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给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的基础上实行的“禅让”，这种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在讨论政治理想时，总是会把尧舜禹时期作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觉悟基础上的人治，有着自身严重的局限，对于此，中国传统政治一直缺少足够的反思。

商周之际的时代变革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礼记》文献记载，中国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会事务的合法性都来自于鬼神意旨。据历史记载，很多看到商代问题的人，都尽力奉劝纣王改弦更张，可是纣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态，我行我素，最终被周取代。这种情况下，周代就面临着如何解释天命转移的问题。如果天命选择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周代的统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命确实存在，但是天命选择谁管理国家，要看这个人是否领悟天命，而领悟天命的表现就是德政，就是爱民。这就是《尚书》上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自此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走向神学，而是走向对人的重视，这与西方思想史有着重大分野。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上称为春秋和战国，中央控制力明显弱化，诸侯国开始出现异心，“问鼎”这个词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尽管诸侯国还没有能够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种称王争霸的战乱，可谓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一统，就成了当时面临重大时代问题。再加上中央政权控制的弱化，也为各种思想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于是，百家争鸣应运而生。就其实质而言，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乱世中国社会的回应和对病态社会开出的不同药方。儒家的重点在世间，尝试就如何重建和谐的世间秩序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问题。道家则关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规则——道的问题，就道和人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读。法家则是对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控和激励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兵家则对战争问题作了独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了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在时代格局的演变中，每一种学说都在大浪淘沙的时代变局中接受检验。

在战国争雄的乱世中，以强调激励人的欲望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为秦代统一中国的利器。一利一弊，当国家统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无遗。诚然，法家的刑和赏对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人性贪欲的利用是一个双刃剑。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净化，需要人们心灵的安顿，对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暴露。秦王朝统一后，本应该好好的与民休息，通过制度建设探索维护国家稳定的架构，同时通过教化心灵，实现人们心灵的安顿和和谐。可惜，统治者只是将个人的贪欲凌驾于国家之上，不懂得爱惜民力，更不懂得仁爱天下，最终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场农民起义的大火，燃烧了整个秦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一个只讲功利，不懂得启发人心之中善良与真诚的文化和社会，一定不会长久。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认真反思历史，取消了秦代的严酷刑法，主张休养生息，给社会一个休养和生长的时间。汉代的这种政策，与对秦代的反思息息相关。经历了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了武帝的时候，整个汉代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这个时候，汉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随之作一个调整。表现在文化层面，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认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表象上看是统治者的选择和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内在的精神相关。儒家主张的那种仁爱、那种对秩序的尊重、那种对人性之善的启迪和教化，对于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儒家对于世间秩序的思考，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社会震荡之后，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汉代末期，儒家的思想开始僵化，汉章帝时期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将官方对儒家的解释神圣化，使之成为唯一合法和认可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汉末之后的政治动乱，文化的价值开始混乱。统治者的行为，与其倡导的价值产生背离，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从内心深处认同统治者标榜的文化，这就给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同儒家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系统，但现实中统治者的行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当时文化上的悖乱现象：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违背世俗的行为；另一方面心灵深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认同这套价值。竹林七贤的阮籍等，都存在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政治纷乱，各民族融和，也为各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种适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荡、阐释和互融，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统一，在魏晋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文化上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局面，各种文化气象万千。唐代的统治者对儒家、道家、佛家都报以尊敬的态度，这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在这一时期，佛学开始出现飞跃的发展，各种宗派因机设教，异彩纷呈，创造了佛学繁荣发展的局面。针对佛学带来的挑战，儒学在理论框架、传承体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释体系，韩愈的“道统”说，就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到了宋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几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开始显现出勃勃的创造力，理学和心学的出现就是很好的证明。理学以朱熹为集大成，心学以陆九渊为代表，二者看似有区别，实际上都代表了儒学和佛学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应该说，儒学发展到理学和心学阶段，呈现出一个新的高峰，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变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黄昏到来，有清一代，中国政治走向保守，中国的文化也逐渐失去了生机勃勃的活力，开始逐渐出现走向僵化和琐碎，金石、考据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点。除了戴震等少数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过是考据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创、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大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共生，为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多种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国的国运日渐衰微，一个夕阳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经历一个苦难与挣扎的再生过程。在苦难面前，一个民族如何回应和认知时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难面前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定了这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挣扎中，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势的压迫，也源自挽救中国危亡的急迫，带着家国天下的赤诚，以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尝试就如何解决中国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百家争鸣”。所谓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这些思考尽管各有问题，但是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化问题的重要资源。

总之，中国文化历经几千年为绵延不息，任何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与解答，都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梳理之上，都必须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都必须明白中国文化思考了什么，面临的是什么，未来是什么，问题是什么，解答的思路是什么。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根基和时代的格局，都不可能拥有未来。因此，在历史的坐标面前，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时，应该清楚中国文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还要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可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八、中国文化中与玉有关的词语？

玉是人才和道德的像征人的美包括形体，才智和道德等方面。“亭亭玉立”、“美如冠玉”、“冰肌玉骨”，“粉妆玉琢”等是对人体美的表述;“璞玉浑金”、“冰清玉洁”、“被褐怀玉”、“一片冰心在玉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等为人的品德高尚的表述;“怀瑾握瑜”、“金友玉昆”、“金玉满堂”等是对人才华出众的表述;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喻虚伪表里不一的人的成语。

九、加拿大与中国文化习俗节日对比？

加拿大属于西方国家，中国属于东方国家，文化习俗不一样

加拿大主要有圣诞节，万圣节等

中国主要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十、东坡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当时苏东坡被贬为杭州官员时，遇到了一场大雨，河水决堤，湖水泛滥，他组织老百姓挖通了这条河，并在西湖上建了一个堤岸，出于感激，春节期间，老百姓来到苏轼家送肉送酒。苏轼让人把猪肉切成方块，用调料炖后分发给老百姓，大家出于苏轼的体恤，就把他送来的这道菜叫做“东坡肉”，在今天，当地老百姓仍然有在新年和节假日吃东坡肉的传统，细细的回味，愈发觉得更有韵味，年味无穷。

薄皮嫩肉，色泽红亮，汁多味醇，脆烂而不碎，香糯而不腻，对东坡肉的概述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道流传至今的名肴也很是受食客的追捧。说到“东坡肉”，流传有很多种，如杭州的“东坡肉”，黄州的“东坡肉”，江西的永修“东坡肉”，江苏的扬州和苏州的“东坡肉”，云南的大理的“东坡肉”和苏轼的故乡四川的“东坡肉”。其中，最正宗的当属杭州的“东坡肉”，现在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菜肴，各地都纷纷效仿烹饪，传承于世，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流传至今。